中信建投七大首席推科创报告:科技股发展的根本逻辑,深天马A最新消息

《深天马A(000050)》

财务数据 | 最新公告 | 历史估值 | 历史分红 | 龙虎榜 |

机构持股 | 十大股东 | 公司简介 | 信息一览 | 资金流 |

中信建投七大首席推科创报告:科技股发展的根本逻辑
2019-03-19

  自2019年3月18日起,科创板审核系统正式运行,证券公司可以通过科创板电子申报系统递交企业IPO材料。

  科创板注定是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历经数月,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策略团队联合TMT、军工、高端装备及医药团队潜心研究,今日重磅推出全行业首篇科技创新深度报告:系统性对比了全球科技创新代表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发展历程,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创新的重要影响,以及长期来看科技股发展的黄金时代的根本逻辑。

  一、引言:从大到伟大

  2011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制造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的全球500强从1996年的2家增至2018年的120家。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迅速突破,既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也反映出国际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对比中美两国企业可以发现:

  ① 2018年美国大公司中没有房地产、工程建筑和金属冶炼企业,却在IT、生命健康和食品相关等领域存在众多大公司,中国没有任何公司上榜。

  ② 从2015年开始,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持续下行。四大国有银行利润达到上榜企业的50%。

  ③ 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科技创新行业溢出效应最为明显,是其它技术创新的2倍,而中国在这方面明显低于美国。

  从中国上榜企业的特征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是以规模的扩张来实现的高速发展,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实现的内生增长。中国经济从追赶到主导的二次长征需要实现从大到伟大。

  1

  以邻为师:从大到伟大的国际历程

  美国主导了第三轮到第五轮的科技革命。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机构通过资金、政策等多种方式,对研究体系提供支持,构建了社会研究体系。由于石油危机和日本德国的崛起,民间投资进一步驱动力了科技创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计算机、半导体技术和通信技术、军工、医药等每个领域都领先全球,实现了科创立国。

  在二战后,德国多层次科研体系由政府展开管理,企业政府和国外等多部门资金支持,由科研机构负责具体的科研工作,良好的专利保护促进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德国在研发费用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出版物和专利数量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三名,成为二战后的科技大国。

  日本在二战之后也采用政府支持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不断的通过科技投入、人才培养的方式奠定了日本科技创新的基础。通过研发体制改革、官产学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地区科技振兴等方式,帮助日本走过了模仿创新、引进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四个阶段。日本实现了从经济沙漠到科技强国的转变。

  2

  举国创新:中国从大到伟大的制度基础

  对比美国、日本和德国我们发现:政府在构建科技创新型经济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中国科技创新转型需要完成构建创业型组织生态、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人力资本驱动发展、政策支持和构建商业基础设施5个环节:

  产业组织结构需要形成大型企业和快速增长的小型科创企业的共生模式。大型企业为小型科创企业提供市场,成为小型科创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主要购买方,还可以直接并购小型创业公司。大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创业公司的全部能力,包括市场、技术,并做到了对竞争对手的排他。

  小型科创公司除了得到到大企业的资本支持外,还可以获得人力资源和知识的供给。小型科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由小型科创公司发展而来的大企业本身又成为新的小型科创企业收购者,就此形成良性循环。美国、日本和德国通过大型科技、医药、电子、军工等企业构建了这种共生模式,创业型的并购活动是这个生态中的重要经济活动。华为、腾讯、阿里也逐步形成了中国的这种产业组织共生模式。

  多层次金融支持是构建科技创新型经济体金融条件。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比传统行业的金融支持有着更高的要求,要兼具资金支持、客户引荐、公司治理等功能,同时更具层次,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核心环节。资金支持是所有金融中介的必要内容。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在人脉资源和客户资源是其区别于其他中介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帮助企业引荐潜在的购买者,扩大市场,比单纯资本更具价值。中国科创板的设立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正确的人力资本安排驱动了科技创新发展。科技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活动。美国科创人才的来源主要有本国高校和移民两大供给源头。高端技术移民的教育水平远超过美国平均,美国拥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持。灵活的人才流动性是降低初创公司的风险。初创公司通过股票期权等方式持续激励员工,做好了人力资本的驱动。

  政策支持在科技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美国通过养老金准入和削减资本利得税等方式鼓励资金流向科创企业。政策提供科研资金,提供便捷的移民签证,还通过政府购买等多种方式持续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和科创企业的成长。科技创新战略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支持,获得了最大的动力。

  商业基础设施在科技创新中也是提供重要保障。指的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辅导机构和孵化器等专业性服务机构。硅谷的商业基础设施与创业企业的利益绑定更为一致,盈利目标也更加长远化。经过多年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和海外的保荐机构都为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服务。

  3

  中国科技行业的追赶与超越

  通信行业:从1G到5G标准的制定,中国实现了从学习到全球主导。在标准和技术获得更强话语权,主要表现在通信基础框架、标准专利等方面。在通信设备制造、手机制造等产业链中,中国通信行业也逐步脱颖而出,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过程。

  计算机行业:中国计算机行业与美国的差距非常的明显。国内软件厂商研发投入仍远远小于美国。在系统、应用软件等领域,都是由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持续的研发投入保持了美国计算机行业的领先优势。中国有望在云计算、消费互联网、超算等领域实现超越。

  电子行业:中国电子行业产值位居全球第一,现阶段电子产业具备核心技术的部件主要仍靠进口,高额利润被国外厂商夺取,部分核心细分产业如集成电路设计处于国际分工下游,产品附加值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力偏低。我国电子产业在一些技术核心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缺乏竞争力,核心技术领域仍需突破。

  医药行业:医药行业的差距是最为明显的。中国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显著低于美国。创新药的审批、医疗方法、医疗器械等每个领域都有最为明显的差距。中国有望在创新器械、创新药两个方面逐步学习和积累。

  高端制造业:光伏领域中国已经完成了追赶到超越,实现了全球领先,新能源车领域中国和海外差距逐步缩小。但是在军工、机器人制造等核心领域,中国还有着明显的差距。

  4

  科创板:奠定了中国科技创新的金融基础

  科创板为中国科技创新转型提供金融基础。科创型企业投资具备投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高的特征,股权投资和融资将能够提供资金需求。科创板成为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实体经济向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科创板多层次标准注册制的上市制度,将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改善和提高投资者回报,使中国投资者将能够分享到中国成长的红利。科创板接受VIE架构,允许海外红筹企业通过CDR的方式登陆科创板。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科创型企业的长期发展。

  科创板将重塑中国科创型企业的估值体系。由于科创板强调拟上市的公司要拥有核心技术、系细分行业龙头,同时并未要求拟上市公司必须盈利。科创板将为这类企业提供一个估值标杆,现有的A股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会获得估值溢价。科创板本身估值来看,科创板也会改变市场目前简单以PE估值的模式可能需要重视PS、PEG的估值方法,此外,考虑到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大,降低了公司报表呈现的利润,因此我们也可以尝试将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加总到净利润中,再按PE的方式给予估值。

  但长期来看,伴随着科技创新型企业在A股的供给体系中大幅增加,估值分化将成为相关板块的核心趋势。科技行业龙头有望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而过去科技类企业稀缺的板块溢价将逐步消失,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概念类公司将逐步被边缘化。

  5

  投资策略:科技龙头公司的黄金时代

  从宏观驱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宏观对冲投资策略中的成长股》中,采用AK型生产函数刻画了以科技股为代表的成长股,在产出水平下降和利率水平下降的过程中更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因此成长行业会在这种条件下占优于成熟行业。2019年开始宏观环境具备成长股占优的特征。

  从科技创新的条件来看,2019年开始,全球底层的技术创新又到了新的周期。创新驱动的政策环境给科技创新带来更多的机会。科创板的设立构建了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提供了丰富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对企业家实现了有效的激励。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自由的人口流动,完善的商业基础设施,使得中国开始具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基础。

  因此,我们持续看好科技行业龙头公司在此轮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投资机会。以通讯设备、云计算、超算、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军工新材料、机器人、创新药及创新器械为代表。

  二、从大到伟大的历程

  1

  美国:创新立国

  美国是第三轮到第五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国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共出现的五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是1771年阿克莱特在英国克罗弗德开设工厂,第二次技术革命标志性事件则是蒸汽动力机车“火箭号”在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上试验成功。两次技术革命都发端于英国,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与美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期,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工业生产总额占比达29%,英国占27%,美国超越英国成为资本主义新的经济中心。随后三次技术革命分别是电力时代、汽车时代与信息时代,主导国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二战后的创新转折:大政府主导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大幅度支持科学的发展,大学研究体系飞快扩张。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大学各个学科的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这些具有特殊使命的机构,也从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出发支持大学的发展,不仅支持基础研究,也对应用研究和工程系提供支持,包括材料、电子和核技术的前沿。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明显居于世界的前列。

  在科技政策领域,美国联邦政府创立和更新了一系列支持科学研究的组织机构。每一个机构都是以实现其使命而建立和发展的。例如,原子能委员会为了利用原子能开展研究,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成立为了海军的发展开展研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建立是为了国防而开展最先进的技术研发。

  这样,美国是按照国家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和需求而部署和开展科学研究的。以实现机构的广泛使命开展研究,即所谓的使命导向的研究(mission-oriented research),把研究与应用领域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促进,推动了科学技术突破性的进展。例如,美国能源部长期资助放射性对生物体影响的研究,带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

  石油危机滞涨后的创新深化:民间投资驱动

  美国大学一直有两种理念,“研究即资源”和“研究即引擎”。在70年代之前,前者一直占据主流,该理念仅仅把大学科研成果作为产业发展可以取用的资源,而后者则认为研究能够带来新产业、新就业。随着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廉价石油支撑的经济发展不复存在,并且此时美国的创新出现了衰退。进入上世纪70年代,美国技术进步率出现断崖式下跌。除此以外,近十年来全美颁布的专利证书数量的下降。1970年,美国专利局授予了70131项专利;然而到了1980年,只授予了61227项专利。

  同时,日本德国的崛起,也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美国急需全面动员国内科技创新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说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从研发投入看,美国研发占GDP比重常年稳定在2.5%以上。1996年,美国研发投入约2,067亿美元,占当年GDP比重2.55%;2015年,美国研发投入约5,014亿美元,占当年GDP比重2.79%。专利合作协议(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以下简称PCT)是对于各个成员国提交专利申请进行审查从而满足各国对于专利保护诉求的协议,可以一定程度反映一国的创新能力。在2000年,美国PCT专利申请数量为38,013件,中国则为781件;2018年,美国PCT专利申请数量为56,671件。从专利技术的分布来看,美国的专利申请集中在电气工程、仪器、机械工程和化工等。

  美国高技术的代表是信息技术,即计算机、半导体技术和通信技术的总和。这些技术在20世纪中叶最初各自独立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起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在不同发展阶段,这些技术领域的突破和进展不同程度上都是由政府、大学与企业的相互作用带来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商业在计算机及电子行业长期有大量投入,而化工领域研发投入的对象则主要是制药和生物技术。

  当前美国各项PCT专利中,优势领域集中在电子工程中的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仪器中的医疗技术还有化工中的制药和生物技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 2017 年美国的英特尔和高通分别以2637件和2163件PCT国际专利申请占据了 PCT 国际专利申请人第三名和第五名的位置。PCT 专利申请企业中中美企业数量相当,美国有四家企业进入前二十名名单,分别为英特尔、高通、微软、惠普。其中高通和惠普的PTC总排名相比于2016年略有下降,英特尔和微软排名有所上升。

  2

  德国: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科创大国

  德国科创体系的建立

  德国作为后进之国,派出人才前往英法学习,吸收其工业革命以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以制度形式加以固定,完成对于先进国家的赶超,最终成为了19世纪中期开始的以电器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二战以前,德国拥有以爱因斯坦、普朗克、哈恩、伦琴等为代表的诸多物理、化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诞生了以西门子、戴姆勒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工业体系下的著名大公司。德国首创并确立了诸如实验室、研究生指导制、研究生院等的教育科研制度。当时,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在1901-1939年间的40位化学获奖者中,德国拥有16人,而同期美国仅有3人。

  (1)二战之后到两德统一时期德国科创体系

  二战之后到两德统一,德国科技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1949-1955年的战后重建阶段,1955-1969年的多层次的科研体系形成阶段,1970-1989年的政府鼓励企业民用技术研究阶段。

  ① 战后重建阶段(1949-1955年):德国科技工作的中心在于重拾战前秩序,德国重建了科技基础设施、恢复了大学研究中心、科学学会并建立科研促进机构。

  ② 多层次的科研体系初步形成阶段(1955-1969年):以核能为核心,多研究领域成立德国公立研究中心,德企成立自身研发机构,独立私人研究机构诞生。

  ③ 政府鼓励企业民用技术研究阶段(1970-1989年):联邦政府的研究中心是尖端领域基础研究的主力,而政府通过优惠政策,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工业企业的研究机构,使之成为应用技术研究的主力。

  (2)两德统一后至今德国科创体系

  1991年两德统一后,德国科创体系实现了两德统一。原联邦德国地区经历40多年、三大阶段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基础研究、企业主导应用技术研究的分工体系。而原东德地区由于原有体制问题与西德地区差距较大。对此,德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国家科创体系,目的是实现东西部的平衡。德国对原东德地区的科研机构进行评估、精简、改造,新建类似于西德的国立研究院。

  在私人部门科研上,原东德地区通过建立西德式的科技中心,扶持科技企业建立,将科研市场化,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此外,在教育方面,原西德地区对原东德进行援助,振兴东德地区高等教育,让人才返校,提高原东德地区国际合作水平。除了资金支持外,西德还启动了人才援助计划,将优秀师资引入东德。

  进入21世纪,德国的科创研究体系开始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研究整合,吸引国际人才,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国际转移和运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发展,德国科创体系在发展和改革中不断成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充分发挥各主体作用和积极性的科创体系。

  德国科创成果转化

  从科创体系来看,科创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大致需要政府管理、资金提供、具体科研以及研究成果转化四个环节。德国政府的管理和资助,是形成科技创新的原动力。政府管理主要包括科技立法、规划投资、协调咨询三个方面。资金的提供主要来自经济界、政府与私人非营利机构和国外三大部门。具体的科研由高等院校、大学外研究机构和政府研发机构承担。由于良好专利保护,科研成果很好的转化为了生产力。

  (1)政府管理

  政府管理环节的任务承担者是德国政府。德国政府在该环节承担的主要任务有科技立法、规划投资和协调咨询三个职能。

  ① 科技立法在宪法之下,德国又有许多设计科技的相关具体法律法规。比如,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法》、扶植新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法》、保障科研工作者权利的《科学时间合同法》和支持大学外研究机构预算灵活的《科学自由法》。

  ② 规划与投资联邦与州政府负责科技领域的宏观调控,为德国整体规划未来长远的科技发展蓝图,通过具体的科技、教育政策的制定引导企业和学校的创新研究活动。在联邦与州政府层面均有与学界和经济界联系的具体机构部门,如联邦政府下即有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和联邦经济技术部(BMWA)。

  ③ 协调和咨询联邦与州政府均有对于科研事业的管理权,相互之间需要协调。德国科学联席会主要负责研究和解决资金、科研政策战略以及共同影响联邦和州政府科研体系的所有问题。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就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结构和方向向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还可以对马普学院等研究部门进行评估。

  (2)资金提供

  在资金提供环节上,德国科创体系的资金主要来自经济界、政府和私人非营利机构和国外三大部门。从2015年德国的R&D资金的来源来看,其中65.4%来自经济界的支持,28.3%来自政府和私人非营利机构,6.3%来自国外部门。由此看来,德国科创体系的资金主要由企业部门提供,采取企业直接投资研发或赞助政府非营利机构、高等院校的方式投入。

  (3)具体科研

  德国的科研任务主要由高等院校、大学外研究机构和政府研发机构承担。其中,高等院校分为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大学,前者主要从事科学基础研究和专题性应用研发是德国科创的主力,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根据德国科学捐助者协会对于校企的合作模式的分类,大学和企业的合作模式有以下四种:

  ① 委托课题,即企业提需求,以此发起合作;

  ② 合作课题,即双方有相同兴趣,彼此资源共享、深度合作;

  ③ 教席教授,即企业赞助学校,由资深教授担任教席教授,以五年为期;

  ④ 成立研究所,即企业与大学共建研究机构。

  其中,委托课题和合作课题对于“学研转产”的意义较大,所以也是德国企业为高校投入资金的主要方向。而教席教授和研究所相对而言更加偏重于基础性研究,但是近年来研究所模式增长加快。

  校外的研究机构主要是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亥姆霍兹联合会和莱布尼茨联合会四大科研组织。它们本身也不是同类型机构的简单重复,而是各有侧重、各有特色。

  ① 马普学会完全致力于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生物医学、化学物理等方向实力较强。历史上有多位诺奖得主出自马普,在国际引文排名中排名世界第二。马普资金来源中95%左右出自官方资助。

  ② 弗朗霍夫协会是完全的应用研究机构,致力于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弗朗霍夫协会将下设的分所进行“集团捆绑”,主要方向有:信息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微电子、表面技术和光子技术、生产技术、材料建筑、国防安全。该协会研究经费中2/3来自企业签约,采用据业绩提供经费的方式,中小企业是主要客户。

  ③ 亥姆霍兹联合会是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下有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癌症研究中心、宇航研究中心、重离子研究中心等研究部门。其科研经费中7成左右来自政府,而剩余3成由下设的研究中心筹集。目前,亥姆霍兹联合会的趋势是将经费的支持从机构资助转为项目资助。

  ④ 莱布尼茨科学会的研究领域涵盖人文教育、经济学、社会科学、地区基础设施研究、生命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及工程学和环境科学。总部在波恩,前身为进入蓝名单的原东德的研究所,又补增了西部的研究所,现有研究所84个,分布于各州。莱布尼茨学会的经费以机构式赞助为主,资金来源2/3来自政府。莱布尼茨科学会的质量管理体系是至少7年接受外部专家评价一次。外部专家中1/3左右来自国外,专家在总部评估部门的组织下直接到各所考评。考评结果与下次考评时间和经费支持情况有关,不合格的研究所将被关停。

  政府除了制定战略和发展规划以及提供部分科研所需资金外,自己本身也是具体科研的实施部门之一,德国联邦政府的各部门下属有超过总计40个研发机构。例如,德国经济技术部下面有联邦物理技术研究所、联邦材料研究与检测研究所和联邦地球科学与原料研究所;德国国防部下面有联邦国防放射生物研究所、联邦国防微生物学研究所、联邦国防药理与毒理学研究所和联邦国防医疗劳动与环境保护研究所等。

  (4)成果转化

  德国注重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德国技术转移中心是非营利性的全国技术转移服务组织,分支机构分布于各联邦,负责举办技术洽谈会、展览会和开立交易市场;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则是完全市场化的机构,下设的技术转移中心可以直接与委托企业联系,借人到企业研发服务,或者提供培训服务。此外,还有校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部门通过各种形式与企业进行连结,将研究成果也可以直接转化成生产力。

  德国创新指标体系现状

  德国的科创指标体系可以分成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部分。研发投入,即为从事研究任务所必须使用的人财物,包括研究人员数量、经费支出情况等;研发产出,即出版物、专利等能够反映科研学术成果的具体标志。

  (1)研发投入

  研发人员数量是衡量国家对于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研发人员分为两类,分别是研究人员和技术与其他人员,而前者往往具有更高的研究水平,是决定一国研究实力的关键。1995年至2009年,德国的研发人数和研发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都在稳步上升。

  研发支出是研发投入的第二个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德国的研发支出在不断增加,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德国研发投入更上一个台阶。2016 年,德国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了2.94%,基本完成了《德国高科技战略2020》制定的研发经费占GDP的3%的目标。在与欧盟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德国的研发强度排在第五位,在传统强国中排名第一。

  从德国R&D支出的内部结构来看,企业部门的研发支出占据了中心地位,约占总研发投入的70%左右,政府和私人非营利机构占比14%左右,高校支出约占18%左右。2016年,德国企业部门R&D支出628.26亿欧元,比2006年增长了近53%,而政府和私人非营利机构和高校R&D支出分别为127.21亿欧元和166.27亿欧元,比2006年分别增长了56%和72%。

  企业在R&D投入上的高积极性促进了德国车辆制造、电子技术、化学制药以及机械制造四大优势产业的形成。近年来,德国的私人研发投资仍然向上述优势产业集中。2017年四大优势产业的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总额近77%左右。其中汽车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约为234亿欧元,占比38.7%左右;电子技术投入98亿欧元,占比16.1%,化学制药投入77亿欧元,占比12.8%,机械制造投入55亿欧元,占比9.0%。与其他主要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政府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在2014年达到0。 43%,远高于第二位捷克的0.36%。

  (2)研发成果

  专利申请数量1999-2015年,德国每年向EPO申请专利的数量一直都在20000件以上,常年排在主要国家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领先于日本。德国的专利申请量在2007年达到顶峰的24662件,之后出现下降,但仍在21000件/年以上。2013年,德国向USPTO申请专利的数量达到18350件,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排在主要国家第三位。综合来看,德国专利申请数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仅仅逊色于美、日。

  出版物及影响力是衡量科技成果的第二个指标。德国的SCI影响指数为正,且2014年数值高于2006年。SCI影响指数反映一国论文影响力水平与世界平均值的差值,正值表示该国论文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高于平均值,而负值则相反。在SCI索引的论文中,德国论文的影响力虽然弱于瑞士、美国、英国等国家,但是高于法国、日本、韩国、中国。相较于瑞士、美国等论文影响力强国,德国论文影响力的在提升且提升幅度较大。

  3

  日本:从经济沙漠到科技强国

  日本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科技的创新,日本经济起飞的关键在于实施了适应时代特征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战后至今的日本经济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战后复兴时期(1945-1955)、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稳定增长时期(1973-1990)、泡沫崩溃后的低迷时期(1991-2001)以及21世纪后。

  这些经济发展阶段的背后伴随着日本科技创新政策的不断演变、自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其科技创新的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5-1959年的“外国技术引进”时期、20世纪60年代通过转移促进技术发展的“确立自主技术”时期以及90年代末期科技体制改革后的“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时期。

  “外国技术引进”时期

  由于二战的消耗以及战争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日本的技术封锁,战后初期的日本生产技术和设备都非常落后。为了缩短与世界技术强国的差距,日本开始花费大量资金向国外购买先进技术,改革国内的生产项目。政府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推广先进的生产方式。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日本政府还分别制定了《外资法》和《外汇法》来保障技术引进的顺利进行。该时期的技术引进在政府的主导下有序的进行,日本国内公司在技术引进的同时也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获得企业贷款便利。

  当时日本技术引进主要分为两种:

  ① 侧重长期技术引进,包括技术实施权、获取高度生产技术等,成为“甲种技术引进”,受外资法制约;

  ② 侧重短期技术合作,包括聘请技术人才、简单的技术引进以及部分技术引进权等,称为“乙种技术引进”,受外汇法制约。

  而该时期主要签订的是乙种合同,1959年设立的科学技术会议针对内阁会议通过的“收入倍增计划”,提出日本60年代的科学技术振兴的综合性基本方针政策,为技术引进创造了更加有力的条件,为科技创新步入下一阶段奠定基础。

  “确立自主技术”时期

  经过战后经济的复兴,日本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自身技术能力也获得很大的成长,经济自由化程度得到很大的提高,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过渡到“确立自主技术”时期。由于在技术引进初期,政府倾向于将有限的外汇用于扶持和帮助重化学工业发展。为了缩小与欧美国家的而技术差距,日本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初期引进的技术主要集中在机械、化学、钢铁工业等方面。1959年日本政府修改技术引进基准,放松对于引进技术的限制,使得技术引进的数量有了更大程度的增长。而且该时期侧重于长期技术引进的甲种技术引进数量也开始迅速增加,技术引进更加活跃,技术引进数从1960年的588件提升到1970年的1768件,增加了2倍以上。同时,20世纪60年代日本贸易自由化率稳步提升,到1970年已经达到94%。

  1961年,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日本自主的科学技术基础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明确以技术教育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加强科技研发的推进,60年代日本在高等教育上投入也不断加大,其高等学校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世界发达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1960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增速高速发展,1968年GDP总量也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产业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甚至领先世界,投资主导型开始转向出口主导型。70年代初,日本已经实现了技术贸易的顺差。经济高度增长阶段,日本的技术进步率也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美日之间的技术差距进一步减小,到1973年,日本的技术水平已经超过美国。

  然而随着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带来的发展阻碍,日本在70年代末经济增速下滑,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期。世界各国对日本科技引进方面的限制也促使日本只能通过自主研发来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在1978年第一次明确“科技立国”构想,随后在1980年3月日本正式树立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具有以下几个内涵:

  ① 提倡发张独创性的科学技术,从引进外国技术的“吸收型”方式转变为自主开发型;

  ② 发展知识密集型工业技术,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③ 通过技术力量来提升国际地位,从“赶超型”国家向科技领先国家转变。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时期

  从80年代开始,日本全国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一直处于快速上升的状态,占比也保持在2%以上,高于其他OECD国家,但日本在赶超阶段主要重视应用型技术的引进和研发,政府对于基础科学研究重视不够,研发主体还是以企业为主。

  日本政府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在1991年之前处于下降态势,在1994年,占比为0.62%,小于同年其他国家。尽管以市场导向的科研能够对经济发展带来直接作用,但基础研究的缺乏与不足势必给科技创新带来阻碍。当时,无论是资深的科学家还是内阁大臣官员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日本科技政策和体制改革具有迫切性。

  随着90年代中期,日本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自民党为了重新获得公众信任,积极推动新的立法建议,《科学技术基本法》也因此获得提案,并于1995年11月15日实施。该法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21世纪日本的科技发展战略,推动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实施。此法规定日本政府应该制订有关科学技术振兴的基本计划,并在每年度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所需经费列入预算,保障计划顺利实施。随后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政府科技投入也从1995年后发生大幅度增长。

  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 研发体制改革;战后日本科技开发体制主要以民间企业为主体,能够适应市场需要,便于科研产业化,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存在轻视基础研究、企业急功近利、忽视社会利益的弊端,此次科技体制改革加强了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在经费分配、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改善和加强。

  ② 官产学体制改革;官产学模式在日本科技创新的过程不断的演变,由最初的政府作为中介协调机构,演变为政府和企业拥有同样的地位,最后是此次改革后政府、大学、企业三者彼此依存、互相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此次改革建立了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创办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机构,政府批准成立“技术转让机构”,使得大学和科研机构和企业形成有机联系,基础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迅速实现产业化。

  ③ 促进地区科技振兴;在各地区建立科技振兴政策审议会,发挥地方优势和传统。以地方大学为中心,建立研究开发基地,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开展重大课题研究,推进官产学合作,加强研究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

  ④ 教育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培养独创性人才的教育体制和环境,营造结构海外优秀人才的环境,大力推进国际化。以官产学联合为载体,鼓励博士人才供职于产业界,政策上引导博士就职于民间企业。优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事制度,为研究人员营造良好的氛围。

  科技创新模式演变

  纵观二战后至今,日本的科技创新模式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模仿创新模式,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随着国外知识产权的加强,国际贸易摩擦也加剧,先进的技术也不能轻易的购买,日本又经历泡沫经济破灭的冲击,90年代日本开始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彻底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科技创新也转变为原始创新模式。原始创新主要来自于基础研究,是重大原理性主导技术、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原始创新也是推动世界进步的核心模式。

  三、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础

  在第三节中,我们系统的分析了美国、德国和日本在科技创新方向的追赶和超越,成功的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转型,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对比之后我们发现,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础包括产业组织机构、发达的金融体系、高质量人力资本市场、政策支持和商业基础设施六个方面。

  1

  科创型产业组织生态

  产业组织结构做到了大型企业和快速增长的小型创业公司的共生。一方面,大型企业为创业企业提供市场,成为创业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主要购买方。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可以直接并购创业公司。大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创业公司的全部能力,包括市场、技术,并做到了对竞争对手的排他。创业公司除了收到大企业的资本支持,同时还可以获得人力资源和知识的供给。创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由创业公司发展而来的大企业本身又成为新的创业企业收购者,就此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并购数量和金额与美国相当,但是创业并购低于美国。中国企业尤其是具有创业特性的IT、互联网等行业的并购数量和金额都在不断上升。2018年,IT行业并购数302起与2017年基本持平,金额达到527.56亿元,比2017年的516.77亿元略有增长。而互联网行业的并购则在2018年出现下降,2017年互联网并购226起,金额达到1466.4亿元,2018年同比分别下降44%和51%。美国并购的总数和总金额呈下降趋势。2013年美国创新行业并购达到165.86亿美元,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并购在数量和金额上没有差距,甚至高于美国。但是中国创业行业在并购的单笔金额上却逊于美国。除了电子/光电行业的平均并购金额可与美国持平,互联网、IT行业的单笔并购额都远小于美国。

  2

  多层次的金融支持

  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比传统行业的金融支持有着更高的要求,要兼具资金支持、客户引荐、公司治理等功能,同时更具层次,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核心环节。

  资金支持是所有金融中介的必要内容。风险投资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在人脉资源和客户资源是其区别于其他中介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帮助企业引荐潜在的购买者,扩大市场,比纯资本更具价值。尤其是对于早期的企业在影响力弱小、客户资源不济之时,需要风投为其寻找客户,助力成长。

  科创企业融资要求资本做好公司治理。为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风险,投资方要能够深入创业企业的管理,监控企业的发展的实时情况,做好公司治理方面的工作。重要的方式就是风险投资机构派人进入所投资企业的董事会,风险投资比其他资金在投资领域上要更专业,更能发挥监督作用。

  科创企业的融资比传统企业具有更加丰富的层次。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投资方通过对创业企业进行项目目标拆解来减轻风险。种子期风险最高,需要天使投资,天使投资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自有资金,承担较大风险,也是除美国以外的国家较为缺乏的环节。之后的风险投资阶段主要由风险投资机构基金参与,风险投资基金采用合伙人制度,针对投资的风险,采用可转化优先股制度提供一定程度的下行风险保护从而吸引投资人。对于合伙人制度中的有限合伙人,美国在1978年允许养老金参与,从而扩大了风投资金的供给。

  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天使投资成熟度明显不足。虽然中国天使投资额和投资家数的上升速度很快,但是规模仍然较小。2014年中国天使投资额为人民币59.57亿元,投资案例1463起,而同年美国天使投资额为241亿美元,投资案例7.34万起。此外,中国的天使投资在行业上相对集中于互联网和IT,而其他行业的投资比较分散,而美国天使投资的重点也在IT,但是医疗设备、零售、工业能源等行业也能得到相当比重的投资。

  3

  人力资本驱动

  科创的发展最根本还是由人力资本驱动。美国科创人才的来源主要有本国高校和移民两大供给源头。特别是移民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持。据《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一文,截至2012年,硅谷的外国人出生人口比例为36.4%,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13%,这些外国移民,尤其是具有高端技术能力的高端移民是硅谷技术的重要支持力量。此外,美国大学在硅谷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大学在世界上排名高,学术实力顶尖。而资金从政府和经济界流向大学,产研以授权、衍生企业、合作研究等各方面的合作机制进行连结,从而企业得到了高校的智力支持。

  灵活的人才流动性是降低初创公司的风险。高流动性降低了劳动力进入初创公司的风险,也带来注重短期的激励和鼓励忠诚度相结合的措施。一方面,硅谷的工资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企业采用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的方式将企业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绑定,并一定程度上制约员工跳槽时间。

  目前中国在吸收外来人才方面比美国劣势明显。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移民的输出国,这与美国相反。这意味着中国向外部提供的人才的总量要远高于外部人才的输入量。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家,由于国内大学相对于美欧国家的排名较低,中国向外输送的人才多为高水平的人才,而国外前往中国留学的学术水平相对较低。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较大,但在薪酬制度设计上仍落后于美国,激励机制相差更远。在硅谷的科技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对于员工都会授予股票期权和签字费,但在国内同行的IT企业则没有这种激励机制。

  4

  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在科技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以硅谷为例,联邦政府通过养老金准入风险投资和削减资本利得税两项措施鼓励硅谷的投资,促使更多的资本流向科创企业。美国通过非移民签证的签发,将国际人才带到硅谷,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硅谷所在的加州不执行竞业禁止,从而促进了人才的自由流动。最后,政府为硅谷的科创事业提供资金。一方面,政府为大学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并引到了私营部门资金的进入。这些经费不是简单的配给,而是通过评审委员会评估,以竞争性的方式发放。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就是硅谷公司的重要买方,由此政府可以影响产业方向。

  中国的养老金被禁止投资风险投资基金,这意味着中国的创业企业无法受到养老金的支持。在中国养老金的投资范围被《养老保险金投资管理办法》严格限定为:银行存款、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券、可转换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养老金产品、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股权、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

  竞业禁止条款在中美都存在,但加州唯独享有独立性豁免。在这一点上,加州比中国和美国其他各州都更具优势。企业可以采取和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保护自身的商业秘密。

  5

  商业基础设施

  商业基础设施指的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辅导机构和孵化器等专业性服务机构。硅谷的商业基础设施与创业企业的利益绑定更为一致,盈利目标也更加长远化。例如,律师事务所会接受以股权抵服务费的模式,其盈利的大小取决于服务企业的成功程度。因此,他们会对客户进行筛选,一旦选中,就会成为企业长期的帮助者和顾问。这样的商业基础设施使其本身成为了创业企业的又一类投资人,可以帮助创业企业减少初期花费。而在国内这样的做法相对小众而且风险较大。

  四、中国的追赶与超越

  1

  从1G到5G:通信的追赶与超越

  通信行业的国际比较

  一次范式的转变为追赶和赶超打开了必要的机遇之窗,尽管跑在前边的人也在学习。在通信领域,1G、2G时代,中国企业是没有任何核心专利的。到了3G时代,中国企业开始拥有了部分通信技术专利。到了4G时代,华为、中兴等已进入全球4G专利第一阵营,5G时代,中国将迎来巨大突破。

  2G时代,蜂窝移动通信有两大标准:一个是欧洲通信巨头主推的GSM标准,另一个是美国高通主推的CDMA标准。当时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处于刚起步阶段,基本上没有企业有能力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大量的技术研发投入,我国通信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通信产业发展经历了从“落后”到“追赶”,再到“比肩”甚至“引领”的艰苦历程。我国从1985年开始专利受理,直到1997年才接到国内申请人的通信技术专利申请,而这个申请通信专利就是TD-SCDMA(3G)的标准框架专利,但这比美国高通公司从1989年就开始的3G底层技术CDMA相关专利的申请整整落后了8年。

  3G时代,中国通信企业的研发实力较2G时代有了较大提高,开始有一些专利技术纳入到了CDMA2000及WCDMA标准中。例如,华为在WCDMA标准中的基本专利量约占全部披露量的6.15%,排名第五。此外,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被确定为三大3G主流技术之一,但其底层的CDMA核心专利仍属于高通,加之TD-SCDMA在海外的产业化效果一般,使得我们与海外领先企业的实力依然相差甚远。

  这种差距从4G时代开始逐步缩小。2004年11月,3GPP的魁北克会议上,3GPP决定开始3G系统长期演进(LTE)的研究项目。随后,从2005年开始,华为、中兴等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都开启了4G专利申请之路。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底,在4G LTE标准必要专利持有量方面,美国仍然是领头羊,持有量30232件,全球占有率高达37.65%,领先第二名韩国(持有量16491件,占比20.54%)17pp,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在LTE市场发展上劲头十足,迅速成长,排名第六,虽已处于第一阵营,但依然难言领先。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底,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数据库中各厂商在ETSI上提报的LTE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高通(2499件)、三星(1649件)、诺基亚(1427件)位列前三位,我国的中兴、华为、大唐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数分别为560件、480件、385件,位列全球第七、第八和第十一。

  在5G时代,中国在通信领域迎来巨大突破,在标准和技术方面获得更强话语权,主要表现在通信基础框架、标准专利等多个方面:

  在通信基础框架方面,2016年11月国际无线标准化机构3GPP的RAN1(无线物理层)87次会议上,华为主推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战胜了美国高通主推的LDPC方案、法国主推的Turbo2.0方案,被采纳为5G增强移动带宽(eMBB)场景控制通道编码方案,这是中国公司力推方案首次进入基础通信框架协议领域。此外,3GPP还确认5G核心网将采用由中国移动牵头SBA(Service-basedarchitecture,基于服务的网络架构)作为统一基础架构。

  在标准专利方面,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杂志》中《5G标准专利,谁执牛耳》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14日,由华为、爱立信、三星、夏普、英特尔等10家企业声明的5G标准专利达5401族。在5G新空口领域,累计声明标准专利总数高达5124项。 从声明的5G标准专利持有者看,持有超过1000族5G新空口标准专利的专利权人包括:华为、爱立信、三星。其中,华为以1481项声明专利(占比28.90%)占据排名第一,爱立信以1134项声明专利(占比22.13%)据次席、三星以1038项标声明专利(占比20.26%)排名进前三。

  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杂志》中《5G标准专利,谁执牛耳》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14日,在5G新核心网领域,目前仅华为、LG、ETRI三家企业声明持有相关标准专利,总数为277族。其中,华为以214族(占比77.26%)排名榜首,LG以49族(占比17.69%)排名第二,ETRI以14族(占比5.05%)排名第三。

  在通信领域,谁掌握了标准技术,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衍生的标准必要专利已成为各公司合法抢占市场与巩固核心优势的武器。以高通为例,其30年前把军用的CDMA技术用在民用通信领域,成为与欧洲的GSM竞争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虽然在2G时代缺席的中国,在3G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自主研发的TD-SCDMA与WCDMA、CDMA2000共同成为3G标准,但底层技术依然被高通的CDMA所垄断。

  拥有专利就可以通过专利授权或许可来收费。我们通过分析多家通信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费用的情况,发现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约为销售收入的0.8%-8%不等、净销售收入的2.5%-15%不等。现在高通的绝大部分利润,也是来自CDMA的专利授权。数据显示,高通2016年专利费收入81亿美金,营收占比34%。此外,爱立信的专利费收入规模也不断增长,2015年更是高达144亿美元,同比增长45%。

  我们认为,中国通信技术实力的进步,既与政府的高度重视、企业自身的加大研发与努力有关,但也离不开中国的市场红利,中国运营商巨大的产业号召力。借助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形成的巨大市场,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实力也今非昔比。目前,中国移动是全球用户量最多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也位居世界电信运营商前列。因此,中国运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capex也在全球举足轻重,占比20%左右,这就产生了巨大的产业推动力与影响力,也助力中国的通信设备行业、手机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逐步脱颖而出。

  除了通信主设备商在技术以及全球市场份额的巨大进步外,我国的光纤光缆企业目前也已突破光棒的技术壁垒,从光棒到光纤、光缆,产能都已占据了全球50%以上的份额。光模块领域,我们在封装领域已经全球领先,虽然芯片方面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以光迅科技为代表的企业,正在加快突破25G光芯片。

  通信创新与突破

  中国设备商崛起,全球通信设备商市场份额向中国设备商集中。通信设备市场呈现全球化竞争格局,市场份额集中于全球前五大通信设备商,在2018年的前九个月,前五大设备制造商分别是华为,诺基亚,爱立信,思科和中兴通讯。这五家公司合计占全球服务提供商设备市场收入的75%左右。其中,中国厂商在该行业地位随技术创新、产值上升渐长,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已占约45%的市场份额,在通信行业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华为占据了电信设备市场28%的份额,自2015年以来将市场份额提高了4个百分点,其电信设备收入几乎与诺基亚和爱立信的总和相当,在RAN、交换&路由器、微波、DCI和光网络市场的份额都名列前茅。

  中国设备商高研发投入为技术创新及标准上升奠定基础。在研发投入方面,华为研发人数达到8万人,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的诺基亚,中国整体设备商研究人员数量多于西方设备;华为研发投入资金近140亿美元,超过其余三家设备商投入总和;在研发效益方面,华为人均研发利润独占鳌头,高达每人10.7万美元,中兴也处于中上游水平,约为每人5万美元。如此高的研发投入,使得华为在每年获得数千亿人民币营收的同时,还能保持极高的增长率,为自研芯片的出世、大量的专利数及获得Polar码标准奠定坚实的基础。

  华为在全球通信5G专利占比名列前茅。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通信企业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最新排名》,截至2018年12月28号,在ETSI网站上进行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的企业共计21家,声明专利量累计为11681件。声明专利中,公开专利共计9375件,占全部声明量的83.3%。其中,华为占比最大,为17%,其1970件声明量比排名第二的诺基亚高了近500件。另外从整个排名来看,中国企业除过华为外,中兴排名第7,大唐排名第9,中国三家企业的专利声明总量为3542件,占总声明量的30.3%。

  海思雄霸国内市场,但与美国芯片厂商相比仍有差距。海思2018年以501.18亿元人民币(折合73.9美元)的营收在国内依旧排名第一,遥遥领先第二名。但是,2018年海思收入(73.9亿美元)仍跟高通(153.8亿美元)相差79.9亿美元,双方差距悬殊。受益于麒麟980,海思2018年收入增速达到了29.5%,远远超过高通。海思也连续发布了多款AI芯片(晟腾310、晟腾910)以及服务器芯片(鲲鹏920),这些芯片都将在2019年正式走向市场。

  Polar码成5G标准,华为多年投入终可期。从2010年开始,华为一直致力于推动将Polar方案作为5G编码方案,是推行这种编码方式的主导企业。多年来,华为一直保持在Polar码技术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5G标准选择了Polar码,对华为来说有着非凡意义,其长期以来的投入终于有望结出丰硕成果。

  华为收益稳步上升,近年来领先于其余厂商。通信行业属于低周转、高杠杆、盈利水平一般的行业,影响股东回报率的主要是盈利水平。近十年来,华为净资产收益率一路领先,通过分析可知,得益于优于其余厂商的资本周转率,及稳定保持在10%左右的净利润率,同时所有设备商均处于高值的杠杆率也为其净资产收益率做出贡献。

  2

  计算机行业:超越之路任重道远

  国内软件厂商研发投入仍远远小于美国。根据普华永道思略特发布的“2017全球创新企业1000强榜单”,其中软件与互联网服务公司按照研发投入排名的创新十强榜单中,前五名清一色为美国企业——亚马逊、谷歌、微软、甲骨文、Facebook。美国前三强软件与互联网服务公司亚马逊、谷歌、微软的研发支出均超过百亿美元,相比BAT中最高的阿里巴巴也仅达到25亿美元。中国在软件领域相当薄弱,尤其在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领域,在互联网服务领域BAT尚能与亚马逊、谷歌、Facebook一较高下,但软件厂商研发投入远不及美国同行。

  在系统软件领域,美国处于绝对龙头地位。具体来说,PC操作系统主要被windows与MacOS两家联合垄断;;手机操作系统则被IOS与Android两家瓜分;数据库系统则是甲骨文独占鳌头;服务器操作系统主要为Linux等开源操作系统,而美国拥有众多开源社区的开发管理维护权利,同时软件巨头通过收购开源公司,未来也将逐步改变开源社区生态。

  在应用软件领域,中国企业在本土竞争力较强,但在全球市场仍然实力偏弱。以ERP系统为例,中国2017年ERP软件市场份额中用友金蝶等国内厂商力压SAP与Oracle的厂商,但中国厂商仍然只在国内较有竞争力,全球ERP市场基本仍由SAP等美国厂商主导。

  从ROE指标来看,中国计算机行业公司的ROE要优于美国计算机公司。2013-2017年中国信息技术公司的ROE和ROA的平均值分别为9.41%和4.86%,美国信息技术公司的ROE和ROA的平均值只有6.78%和3.02%,这说明中国信息技术公司的要素生产率要优于美国信息技术公司。我们推测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上市公司标准较高,需要有较高的净利润,所以以成熟期企业为主,而美国很多计算机公司仍处于高速发展期,所以亏损较多,对平均ROE水平有所影响。

  2013-2017年,我国计算机行业的研发支出快速增长,从2013年的352亿增长到2017年的1456亿,增长幅度达313。%。2013-2017年,我国计算机行业的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平均值为8.76%。国内计算机行业龙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A股计算机行业的龙头公司科大讯飞用友网络四维图新恒生电子为例,四家公司近年来研发投入持续增加,2017年四家公司研发投入均在10亿元的量级上,同时研发占营收比例分别高达21%、20%、42%、48%,A股计算机龙头企业持续高研发投入有望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计算机行业的创新超越

  云计算产业中国企业有望取得创新突破并与国际科技巨头竞争。全球云计算市场一直由少数大型企业主导,其中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国公司阿里云正在迎头赶上并与这些国际科技巨头竞争。2009年2月,阿里巴巴开发了自己的计算操作系统Apsara,阿里巴巴云是第一家能够提供全球5K云计算能力的公司。阿里巴巴云是全球领先的云计算运营商,Apsara被选为世界互联网15项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创新之一。

  中国消费互联网很多领域数字化程度领先全球,商业模式创新领先全球。由于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消费互联网很多领域数字化程度领先全球,以生活场景为例,在衣食住行四大方面,中国的数字化程度已经赶超美国。以出行行业为例,数字化共享出行方式在中国大行其道。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滴滴出行在规模上远远领先全球市场运营的Uber。根据官方网站及报道,2017年滴滴出行在中国的日订单量已经达到2,000万单,而Uber在全球的日订单量为1,500单。同时,互联网企业积极联合整车企业发展车联网业务。举例来说,阿里巴巴与上汽联合成立的斑马智行已为50万汽车提供互联网解决方案,并且与包括宝马、东风在内的多家整车企业开展合作。

  中国凭借自主创新在超算等领域已经超越美国。2018年跻身全球超算500强的中国机器上榜总数量达167套,首次超越美国(165套),成为全球第一超算大国。其中,国内最资深的HPC厂商中科曙光公司(Sugon)为中国贡献了51套机器(占比30%),整体份额超过全球TOP500总份额的10%,稳居全球前四,并是全球主要HPC厂商里,唯一通过自主创新发展获得该席位的中国企业。

  自主可控有望带动国产芯片发展,从而改变我国“缺芯少屏”现状。以CPU为例,我国国产CPU的差距并不只是技术实力,关键在于软件以及应用等生态环境。自主可控将加速自主可控进展,国产CPU厂商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机遇。

  3

  电子行业:核心领域有待突破

  电子行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电子行业产值位居全球第一,核心技术领域仍需突破。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演进,硬件、软件、服务等核心技术体系将加速重构,引领电子信息产业新一轮变革。单点技术和单一产品的创新正加速向多技术融合互动的系统化、集成化创新转变,创新周期大幅缩短。但在现阶段电子产业具备核心技术的部件主要仍靠进口,高额利润被国外厂商夺取,部分核心细分产业如集成电路设计处于国际分工下游,产品附加值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力偏低。我国电子产业在一些技术核心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缺乏竞争力。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中国自主核心能力缺失严重依赖进口,集成电路贸易逆差接近2000亿美元。

  盈利能力相比发达国家产业公司还有略逊一筹。我们将申万电子与SP500 Wind电子平均ROE进行对比,发现2013-2017年期间,申万电子板块公司平均ROE在11%-15%区间,而SP500 Wind电子平均ROE在16%-21%区间,这说明我国电子行业公司盈利能力相比发达国家产业公司还是略逊一筹。

  中国电子行业创新更新换代能力紧随发达国家。从电子行业创新路径来看,每一轮电子产业创新周期由通信代际升级驱动,电子终端产品在运营商、品牌厂推动下进入新一轮创新周期。以5G时代引领的电子产业创新周期为例,随着5G终端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应用与硬件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良性循环将会进一步提升。5G应用将会从终端智能化,到网络高效化,到信息数据化,最终与下游应用行业紧密结合、孕育出基于5G的新兴信息产品与服务,就此引领消费电子细分领域AI、VR/AR、物联网、车联网进入新的创新周期,在未来创造出电子行业增量市场。中国大陆龙头企业对创新应用具备更深的理解,同时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在创新方面紧随发达国家(尤其是应用和模式创新)。

  电子行业的创新超越

  5G带来电子行业新一轮创新周期,国内厂商在中低端市场实现超越。我们将一个完整的电子行业创新周期分为创新期、渗透期和稳定期,2017-18年为4G时代的稳定成熟期,而进入2019年,运营商加速投入5G网络建设,电子终端产品亦有望在运营商、品牌厂等推动下,迎来新一轮创新周期。4G时代的中高端市场将在5G到来之后降级为中低端市场,部分国产厂商将依靠成本优势切入包括4G在内的中低端市场,并在挤出国际大厂后迅速向中高端产品线扩展,抢占份额。

  国产厂商有望在中低端市场超越依托于大量熟练技术工人、自动化升级和产业链配套的协同效应。中国拥有大量掌握高技术的熟练技术工人,能够满足各类高端制造的需要,但工资仅仅是美国此类工人工资的五分之一,这让中国制造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自动化投入进一步强化成本优势,由机器人操作自动化设备的生产模式取代人工操作自动化的生产模式,避免人口红利的下降加重企业成本;本土产业链配套日益完善,全球整机制造逐步转移到中国,国产消费电子品牌迅速崛起,形成良好产业协同,为中国零组件厂商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高端市场政策助力,核心元件突破是未来方向。随着产业不断进步,我们认为大陆电子公司的综合能力已经更进一个台阶,有望向高价值量、高壁垒、国产替代空间大的“芯/屏/存储”等核心元件领域突破,并实现向“赚技术费”的角色跨越。虽然这些核心元件的供应目前被三星、高通、Avago、Intel等国外厂商所垄断,但不断提高的研发实力和资本实力使得大陆公司有能力往门槛更高的领域进行业务延伸,如核心芯片、存储器、OLED屏。目前LCD屏领域,国内厂商京东方深天马、华星光电、中电集团等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力量,而在高端柔性OLED屏领域,京东方维信诺也已小批量量产;锐迪科、展讯、华为海思等在处理器、射频芯片上也具备相当竞争力;兆易创新、长江存储、合肥长鑫、晋华存储等在存储器上突破也指日可待。

  国家政策密集发布将助力电子产业突围。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国内半导体市场在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等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周期,市场销售额年均增速接近20%,设计与制造占比不断提升,半导体材料与设备市场逐步实现国产供应突破,产业结构趋向于均衡。我们认为摩尔定律的放缓、下游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国内产业配套的优势,都给国内半导体产业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核心市场产品不断突破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我们看好国产投资加速下,半导体全产业链突破带来的持续投资机遇。在大基金为首的产业资本持续投资带动下,未来五年国内半导体产业投资规模有望超万亿。

  零组件一体化供应。大陆电子龙头通过横向拓展业务,积极打造平台一体化供应商。从具体业务上看,立讯精密通过与美律合作快速切入到声学器件领域,并在手机天线、马达、无线耳机等方向获得突破,17年下半年母公司又收购德国ZF公司车身系统部门加码汽车电子。欧菲科技将业务从触控延伸至单摄、指纹识别、双摄模组,并通过收购索尼华南厂打入苹果前置摄像头模组供应链,同时布局汽车电子、3D拍照等方向。

  瑞声科技从现有的声学业务上,拓展到马达、手机机壳/天线解决方案,并积极发展3D玻璃和光学镜头等领域。而信维通信收购莱尔德强化其在手机天线方面的领先优势后,开始切入到屏蔽件、无线充电模组、声学、射频连接器、SAW滤波器等方向,不断扩张产品品类,并向高ASP产品突破。

  在射频领域,国产厂商若能较好地把握射频前端模组化趋势,基于现有技术资源提供完整的射频系统解决方案,则有望全面进军高端市场。例如可提供基带和射频前端的紫光展锐,以及提供包括天线在内的射频方案供应商信维通信。此类厂商的产品线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客户黏性提高将为其带来综合竞争力的显著提升。

  4

  从仿制到研发:中国医药的强国之路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医药

  全球药品市场增速放缓,中国药品市场逐步崛起。2012年以来全球药品市场增速下降至低个位数增长,主要由于国外大型药企创新药研发成本上升、产出效率减缓,不足以对冲专利药到期后仿制药上市带来的冲击。中国市场,随着自我保健意识的提升及新药研发投入增多,保持了高于全球药品市场的增速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药品市场在全球药品市场占比也由2005年的6.4%提高到近20%的水平,成为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

  美国医药企业ROE高于中国,中国企业ROA高于美国。我们选取wind美股医药上市公司与wind A股医药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别选取2013年-2017年两类企业的ROE与ROA进行比较,以资本使用效率作为要素生产率替代指标。数据显示,近5年美股医药上市公司ROE和ROA平均水平为12.3%和8.0%,近5年A股医药上市公司ROE和ROA平均水平为10.4%和9.7%,表明美股医药上市公司的要素生产率优于A股医药上市公司。

  美国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明显高于我国医药企业。我们选取美股和A股上市医药企业市值前20名进行研发投入对比。数据显示,美股医药公司平均研发投入为334亿元,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平均值为16%;我国医药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为4亿元,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平均值为4%,即使我国创新药龙头企业恒瑞医药研发投入仅为18亿元,费用占比为12.71%,可见我国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明显低于美股医药企业。

  美股医药企业创新药审批数量明显高于我国医药企业。我们选取FDA与CFDA 1.1类创新药审批数量进行研发产出对比。数据显示,FDA每年平均审批数量为37个,CFDA每年平均审批数量为5个;6年合计美国审批220个1.1类创新药,我国合计审批29个创新药,可见我国医药企业1.1类创新药研发成果明显低于美国医药企业。

  医药行业的创新超越

  创新药是中国医药行业创新的第一个方向。国内加速创新药审批力度,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国内与全球创新药获批时间差在明显缩小,展望未来2年,我们也看到重磅新药几乎都来自跨国公司及国内创新药头部公司。综合考虑未来创新药层面的竞争格局、融资难易程度、优质临床资源的约束等因素,我们认为未来头部企业的优势将会进一步凸显。我们长期看好恒瑞医药、百济神州等公司的投资价值。

  创新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加速器械创新发展,国内细分龙头公司受益明显。自2014年2月《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发布以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有197个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通道,54个创新产品获批上市。创新产品的审评审批时间较其他普通三类首次注册产品平均缩短83天,加快了创新产品的上市步伐。根据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数据,2017年有64个产品进入特别审批(其中心血管介入、医疗影像类以及诊断试剂占2/3),10个产品上市;海杰亚的低温冷冻手术系统从公示到获批仅仅一个月。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的积极实施表明了国家队医疗器械创新的支持和鼓励态度,也将引导更多的医疗器械企业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从上市公司进入特殊审批通道的数量看,微创医疗2014年以来共有10个品种入选,成为最大赢家。

  创新的治疗方式是另一个重要方向。CAR-T将成为中国实现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国内CAR-T研究虽然起步不算早,但是研发火热。例如,药明康德和Juno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药明巨诺,结合Juno的CAR-T疗法技术和T细胞受体技术以及药明康德的本土药品研发经验,致力于打造中国领先的细胞疗法公司;创新药龙头企业恒瑞医药在2015与深圳源正细胞合作成立恒瑞源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其肿瘤治疗产品线的布局。其他如中源协和、深圳市合一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宇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也都有CAR-T产品布局。

  5

  高端制造: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

  高端制造行业的国际比较

  高端制造行业主要包括军工、机械、汽车以及电力新能源等行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中国整体处于全球制造的中心。不同子行业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军工、机械、汽车、电力设备与新能源4个行业展开比较。

  (1)高端制造行业对比概况

  军工领域与海外市场存在明显的差距。我国军工领域经过了仿制、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等历史时期,当前正处于由技术跟随向自主创新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军事综合实力实现了巨大的提升,但与美国相比仍有加大差距。中美军事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军费投入、军事装备数量与质量、军用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军民融合程度等多个方面。据评估,我国军事实力相当于美国的36%。从军民融合来看,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刚刚起步,美国军民融合已经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军工领域的与海外领域具有明显的差距。

  我国机器人密度与发达国家差距大,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工业机器人需求进入成长期且潜在市场空间巨大。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5.6万台,连续2年行业增速在50%以上,行业进入成长期。另外,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7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和企业界虽对机器人有所重视,但技术路线上仍把重点放在机器人软件及军事、海洋、核电等特殊领域的机器人研发上。

  新能源汽车技术实力不断增强,已处于国际第一梯队水平。新能源汽车是我国汽车产业协助保卫能源安全、实现技术弯道超车、促进消费升级和推动环境保护的高端制造产业。规模上看,产销保持高增速,2018年销量突破120万辆,保有量突破260万辆,位居全球第一。技术上看,根据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的车型技术参数统计,2018年共有124款车型的工况续航里程超过400km,远远多于2017年的17款;已有53款车型的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超过160Wh/kg,这一标准在2017年还没有车型能够达到。

  电力新能源领域行业各自不同,光伏、风电、电池等都成为全球优势产业。国内以光伏、锂电池、风电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均经历了政策扶持、技术追赶、自主创新阶段。目前均处于政策补贴退出前夕,国内企业将面临完全市场化的全球竞争。光伏目前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从下游光伏电站装机,到中游电池和组件制造,到上游硅料硅片环节,我国均在全球光伏产业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先进技术和优势企业不断脱颖而出。风电与光伏类似,但是起步更早,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一大风电市场,国内风电零部件龙头企业已经开始进入海外整机商的全球供应链。锂电池及中游材料行业在以宁德时代为代表全球领先锂电池企业带动下,中游材料企业开始脱颖而出,在产能规模、技术水平上持续进步,并已经或开始进入日韩领先企业供应链。

  (2)高端制造业的效率比较

  在军工领域,我国军工企业ROE与ROA显著低于美国军工企业。我们选取美国20家主要军工企业与中国32家具有核心军品资产的央企龙头公司进行对比,分别选取2013年-2017年两类企业的ROE与ROA进行比较,以资本使用效率作为要素生产率替代指标。近5年美国军工企业ROE和ROA平均水平为15.29%和6.13%,显著高于中国核心军工企业4.59%和2.42%的水平,表明美国军工企业的要素生产率明显优于中国核心军工企业。

  在机器人领域,我国机器人、半导体设备领域企业ROE表现不一。埃斯顿机器人两家企业ROE有所下跌,从2014年16%左右下降到2017年7%~8%左右,幅度较大。拓斯达保持相对平稳,约为18%~23%之间。国外方面,机器人巨头ABB发展相对平稳,ROE保持在12%~15%左右。来自日本的发那科波动较大,2015年达到高点16.14%。

  在汽车领域,我国新能源车企净资产收益率略高于国外新能源车企,但尚不具备参考价值。新能源汽车属于新兴领域,行业要素生产率仅供参考。2018年前三季度比亚迪ROE为5.14%,北汽蓝谷ROE为0.86%。作为对比,截至2018年前三季度特斯拉仍处于亏损状态,资产收益率为负。

  在电力新能源领域,国内光伏龙头ROE已经高于海外龙头。锂电池领域也进入全球领先梯队。风电领域也显著高于海外同行。电力设备与新能源领域是高端制造领域的佼佼者。

  (3)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比较

  我国研发投入力度与美国企业相当。从中美军工企业研发费用对比来看,中国军工企业研发投入占应收比例基本相当,美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比在1.5%-3.5%之前,中国企业基本在1.5%-3%之间,说明我国在研发投入力度上与美国相当。中美两国研发投入最多的都是飞机制造企业,如波音公司2017年研发投入合人民币216亿元,占应收比为3.38%,中航工业研发投入为99亿元,占收入比为2.46%。

  技术积累弱于美国,但处于快速追赶阶段。从研发专利数量来看,中国军工企业有效专利数量与美国相比有一定差距,如同为航空企业的中航工业的有效专利数量为14554,而美国为58735。但是也应该看到,近期我国的专利数量大幅提升,2017年部分企业的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如2017年中航工业获得的专利数量是1985,而波音是926,说明我国军工央企在研发能力和成果上正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在机器人领域,从绝对值上看,行业龙头的研发投入都在上升,尤其是在2017年上升较快。在研发费用占比方面,则相对波动较大。总体而言,研发投入占比约为5%~11%。国外方面,ABB发展多年,研发投入相对稳定,基本没有波动。发那科则逐渐提升。相对值上,两者研发占比均在4%左右。半导体设备行业更新速度快,各企业研发投入普遍偏高。绝对值上各企

限时优惠:万1.8开户
(赠送JK波段王公式)
免责申明: 1、本站涉及的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依此操作风险自担。
2、本站部分内容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QQ9446379删除。
index.xml index1.xml index2.xml index3.xml index4.xml news.xml